黄湄，李宇明：国际中文教育咨政能力代际差异及支持机制优化

2026年第5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黄湄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外人文交流等。

李宇明

（通讯作者）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儿童语言学、语法学等。

国际中文教育咨政能力代际差异及支持机制优化

黄　湄¹，李宇明²

（1.教育部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北京　100088；2.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提?要?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门服务国家大局、深度融合实践的新兴交叉学科，其发展离不开学者的咨政贡献。在该领域，“代际”具有与学科成长史相联系的特殊意义，是理解如何将知识与人力资源可持续转化为现实政策影响力的重要观察点。对当前活跃在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与研究一线学者的调研发现，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的咨政能力存在结构性的代际差异。差异的根源在于年龄、经验与学科范式转型，平台、团队与可迁移的经验是影响其咨政效能的关键要素，因此，有必要构建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双层协同、动态互助”的学术—政策协作生态，化差异为互补。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1）从普适性激励转向受众分层、供给适配的赋能体系；（2）从聚焦个体成长转向打造协作互补的协作平台；（3）从论文单一评价转向激励相容的多元认可机制。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咨政服务；代际差异

一、引　言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咨政贡献。为构建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力，须推动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事业发展提供更多学术和智力支持（郁云峰2024）。而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门服务国家大局、深度融合实践的新兴交叉学科（崔希亮，等2024），要完成知识生产与价值实现的闭环，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与政策需求、事业发展的紧密互动（李宇明2025a）。学科发展并非纯理论推演，其知识体系的完善程度与组织制度的构建水平常随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变化（公钦正，李枝航2025）。在此背景下，产出高质量咨政成果，已超越学者个体科研兴趣的选择，而成为学科回应国家需求、实现社会价值的关键路径。

然而，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学科发展与代际构成使得咨政能力建设面临特殊情境。该学科脱胎于对外汉语教学，融合语言学、文学、教育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知识来构建独立学科范式（吴应辉，梁宇2020；赵杨2021；李宝贵，李辉2024），资深学者多具备不同传统学科背景，其知识结构与智慧源于各自长期的学术深耕；而青年学者多与学科新兴范式同步成长，知识结构、学术理念、信息获取及研究方法等可能更具敏感性。这种由不同成长路径形成的代际差异如何实现转化为能力互补，尚未在咨政研究领域得到实证检验。本研究以此为观察点，旨在探寻一道相互沟通、相互补益乃至相互换位体验的旋转门（李宇明2025b），构建更具韧性、代际有效协同的“学术—政策”协作机制，为优化学者咨政支持机制、提升咨政服务效能提供学理依据与路径参考，助力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现代决策日益依赖复杂的“政策咨询系统”，该系统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内部官员，更需整合外部专家、顾问等多元行动者的知识与资源（Migone & Howlett 2025）。而在教育领域，如何构建独立的专家咨询机制以弥合学术与政策间的脱节，已成为提升决策质量的关键议题（Skerritt 2023）。咨政能力，亦即将专业学识、智慧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分析、建议等综合素养，已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价值的关键指标之一。从公共管理视角看，政府决策往往需通过制度化的外部专家网络予以补足，政策顾问的组织形态直接决定了咨询系统的整体质量（Howlett & Migone 2025）。而在此框架下，学者作为政策咨询的有效参与者，其成功依赖于对研究与政策双重语境的深度理解及人际信任的建立（Rycroft?Smith 2022）。然而，注重提升学术—政策转化效能的共识背后，存在着从学术研究到决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对此已有较多研究，但多从制度、环境等外部分析其成因，如制度激励偏差、供需对接不畅、学科高度分化、机制载体薄弱等；由此提出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优化政学互动与需求传导、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咨政能力现代化水平、发挥媒体与市场作用等一系列策略建议（张云昊2012；文少保2013；周继凤2017；李清刚，赵敏2017；欧阳康2019；严金明，宋鹭2021；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2021；刘逸帆，等2022）。

聚焦咨政研究这一主题，在上述制度与环境宏观分析之外，也需对作为行动主体的学者群体进行细化分析，以便因人制宜开出“处方”。目前的研究，对青年学者群体已有一定关注，指出其普遍面临日益严峻的学术聘任制考核压力、短暂的成果产出窗口期以及有限的信息、经验、协作网络等，共同构成了其投身高质量咨政研究的主要障碍（蒋肖斌2020；余孟孟2023；孙健2026）。也有研究关注青年在决策服务方面的群体特征，指出其参与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刘逸帆，等2022；李思敏，李颂2025）。青年并非静态的标签，若引入代际比较及互动视角，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包括青年学者在内的不同咨政群体的独特性与相对性，从而更好地识别差异化能力结构与咨政需求，构建精准有效的服务体系，提升学者咨政效能。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青年人才培养及其全球胜任力等议题已有较多关注（宁芳2023；马箭飞2024；杨万兵，蔡丽2025；赵钰2025），但视野多集中在跨学科素养、教学能力、跨文化交际等方面，对决策服务与咨政能力培养等方面涉及不多。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图谱呈现出一种有待弥合的状态：咨政转化研究方面，在重视宏观制度的同时，对行动者的异质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对咨政素养也有待细化考察。本研究尝试连接这两个领域。如前所述，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代际”具有与学科成长史相联系的特殊意义，是理解如何将知识与人力资源可持续转化为现实政策影响力的重要观察点。本研究旨在从代际比较进入，对不同学者群体各自的咨政能力及其内在需求进行实证研究与比较分析，进而基于优势识别与互补提出分众化对策建议。

三、研究对象、方法与问卷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25年面向当前活跃于国际中文教育教学与研究一线的学者开展调研，基于项目合作网络与决策服务平台的分层抽样，辅以滚雪球抽样扩大覆盖。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量化数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45份。质性资料来自两部分，一是上述问卷开放题，二是与部分学者深度交流（专家座谈、一对一访谈、电话、微信、邮件、在线会议等），后者主要作为理解问卷数据和补充个案情况的背景参照，不单独作为分析素材。

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领域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样本结构看，其性别、年龄、职称以及学科背景等整体特征（详见表1），与本领域学者分布的日常观察及同类研究样本特征基本相符。在地域覆盖上，研究对象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地域分布较广。绝大多数具备一线教学或实践经验。综上，本研究的样本能够为描摹和解析该领域学者的咨政能力状态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据基础。

（二）地域与相关经验

1.地域分布（问卷第6题）

研究对象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湖南、内蒙古、西藏、台湾及港澳地区无样本），地域分布呈现显著集中性（如图1）。这一特征在初级职称及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初级/无职称群体（n = 13）100%集中于北京、广东、浙江三地，其中北京占53.8%。30岁及以下群体（n = 12）全部集中于北京、云南、广东、甘肃四地，其中北京占66.7%。

2.实践经验分布（问卷第8题）

绝大多数研究对象（236/245，96.3%）具备国际中文教育一线实践经验。具体实践形式（多选）包括以下几种。

（1）担任国际中文教师（含海内外任教及志愿者）：182人次（74.3%）；

（2）承担本校孔子学院事务及相关行政工作：118人次（48.2%）；

（3）担任孔子学院院长/孔子课堂负责人：21人次（8.6%）；

（4）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工作或实习实训：6人次（2.4%）；

（5）其他（中国驻外使领馆、省厅相关部门、出版机构等）：6人次（2.4%）。

（三）对比组别设置

调研样本主要设置三大对比组，见表2。

[1]　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3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有关表述，本研究将40岁及以下学者归入青年组。

[2]　《国际中文教育研报》是语合中心于2020年设立的决策服务载体，围绕事业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面向战线专家学者征集对策建议，旨在服务科学决策，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问卷设计

为寻查不同代际学者在咨政研究中的核心特征、关键障碍与发展需求等并构建精准的支持体系，本研究聚焦需求传导、生产流程与激励机制3个核心维度，提出下列4个核心问题以引导实证分析。

问题1（需求传导）：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在政策需求的接收与理解能力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问题旨在考察不同年资学者把握政策信号、理解主责主业的敏锐度与准确性，评估其咨政研究的能力基础。

聚焦问题1，设计问卷第19、20题。第19题为“咨政报告选题判断力测试”，选项包括曾被《研报》采纳的真实选题，以及因选题焦点泛化、偏离主业、应用价值相对不足等原因未获采纳的对照选题（信息已做脱敏处理），要求被试甄别其潜在的政策价值与适配性，旨在测量学者对咨政研究问题意识的敏锐度。第20题为“国际中文教育主业应知应会测试”，通过呈现多项分属不同部门及高校职责、曾获媒体公开报道并已进入研究视野的典型工作，要求被试识别出其中属于国际中文教育主业范畴的典型业务，旨在测量学者对事业主业边界的认知准确性。

问题2（生产流程）：哪些核心能力与行为模式是决定咨政成果能否被采纳的关键？本问题分析学者的机构平台、团队协作、研究经验等“咨政资本”对其成果采纳率的实际影响，识别高效产出的核心要素。

聚焦问题2，设计问卷第10—18题，面向调研群体中曾向《研报》投稿的138名学者，按其成果是否被采纳分为采纳组（78人）与未采纳组（60人），并结合所在高校的学科平台水平、既往咨政经验、协作模式与团队结构等3个因素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其对咨政成果是否采纳的影响。

问题3（激励机制）：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对咨政研究障碍的感知有何不同，这是否影响他们的研究动力与成效？本问题着重辨析不同群体对政策对接、能力短板、激励不足等障碍的认知差异及其与成果产出的关联。

聚焦问题3，设计问卷第21题，意在考查被试对产出高质量咨政成果的阻碍因素认知，对“政策对接不畅”“咨政能力不足”“实践支撑薄弱”“协作网络缺失”“激励体系失调”等5个选项^[3]的严重程度进行排序，并按照年龄、职称和成果采纳与否等3个组别进行分析。

[3]　5个选项解释如下：（1）政策对接不畅指与政策制定部门信息沟通不畅、不了解其核心业务与真实需求，导致咨政研究方向与政策实际脱节；（2）咨政能力不足指不熟悉政策文件的表述规范与话语体系，难以从学术研究中精准提炼出可供决策参考的建议，撰写的报告学术化倾向明显；（3）实践支撑薄弱指缺乏行业一线实践经验，所研究问题脱离现实情境，且难以获取支撑研究的一手数据或案例；（4）协作网络缺失指缺乏稳定的研究团队或协作伙伴，且缺少与同行、跨领域专家交流互鉴的机会；（5）激励体系失调指所在单位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学术评价体系中，咨政类成果获得的认可度低、激励不足，且相关项目立项成功率不高。

问题4（支持体系）：基于上述3个问题及其发现，不同年资学者需要哪些分众化精准支持？本问题将通过质性分析，识别出学者的核心诉求，旨在为需求传导、生产流程与激励机制等提供差异化、可操作的政策启示。

聚焦问题4，设计问卷第22题。该题为主观开放题，请学者填写核心诉求与意见建议，部分通过谈话、电话、微信、邮件等线上线下渠道予以补充。

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调查设计，基于前述245份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推断性统计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咨政敏感度与判断力分析

1.主责主业认知差异（第20题）

本项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青年组与资深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资深组（M = 2.73，SD = 1.90）得分显著高于青年组（M = 2.15，SD = 1.80）（W = 6028.5，p = 0.013）。进一步以职称为分组变量进行分析，高级组（M = 2.60，SD = 1.87）与中级及以下组（M = 2.30，SD = 1.89）的得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W = 6020，p = 0.173）。

2.选题判断力差异（第19题）

本项同样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上述青年组与资深组得分进行比较。青年组（M = 3.02，SD = 1.50）得分高于资深组（M = 2.65，SD = 1.49），虽未达到传统显著性水平（W = 8157.5，p = 0.060），但关于青年选题敏锐度的效应方向值得关注。进一步进行职称分组分析显示，中级及以下组（M = 2.94，SD = 1.62）与高级组（M = 2.80，SD = 1.50）得分无显著差异（W = 10400，p = 0.488）。

（二）成果产出影响因素分析

1.学者所在高校影响

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发现，来自2024年软科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排名A类及以上高校学者的成果，采纳率显著高于其他学者（OR = 3.07，p = 0.005）。然而，该优势随平台范围扩大而边际递减，高校专业排名扩大至B类及以上高校后，平台优势不再显著（OR = 1.14，p = 0.72）。

2.既往咨政经验影响（第11、14、17、18题）

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学者的既往成果产出发现：采纳组此前获得其他单位采纳的平均成果产出，显著高于未获采纳组（1.57vs.1.17）；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W = 782，p = 0.021）。

3.协作模式与团队结构影响（第12、13、15、16题）

本项采用Fisher精确检验考察协作模式对成果采纳的影响。结果显示如下。

“有无协作”和成果采纳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关联（p < 0.001）。有协作者的采纳率为79.5%（58/73），显著高于独作的39.2%（20/51）。回归分析表明，协作最多可使采纳概率提升至独作的5.89倍（95% CI [2.51，14.44]）。

进一步对青年群体（n = 50）的分析显示，协作同样显著影响其成果采纳率（p = 0.009）。有协作青年学者的采纳率达72.4%（21/29），为独作（33.3%，7/21）的5.06倍（95% CI [1.34，21.29]），与总体趋势一致。

对不同协作方式的比较发现，向上协作（81.2%）和平行协作（80.0%）成功率均显著高于独作（39.2%，p < 0.05），向下协作（76.5%）虽高于独作，但未达统计显著性（p = 0.067）。各类协作方式间成功率无显著差异。

（三）产出障碍认知排序分析

1.年龄分组差异分析

采用Welch t检验比较不同年龄段对5项障碍因素的整体重要性评价，结果如下。

青年组（M = 2.96，SD = 0.17）评分显著高于资深组（M = 2.88，SD = 0.35），t(df) = 2.32，p = 0.021。

青年组内部评价一致性更高（SD = 0.17）。

青年组在“政策对接”“咨政能力”与“实践经验”等3项核心障碍上赋予更高重要性，而对“协作网络”与“激励体系”的认知与资深组相近。

2.职称分组差异分析

中级及以下职称组（n = 81）与高级组（n = 164）在上述5项因素的整体重要性评价上无显著差异（t(df) = 1.37，p = 0.173），各单项因素经Bonferroni校正后亦均无显著差异（所有p＞0.05）。以上表明对障碍因素的认知并不因职称等级而产生系统性分化。

3.成果采纳分组差异分析

采纳组（n = 78）与未采纳组（n = 60）在“激励体系不足”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上存在显著差异（M = 2.05vs.1.40，校正后p = 0.022），但在整体认知维度上无统计学差异（t = 0.88，p = 0.38）。采纳组更倾向于将激励体系视为关键制约因素。

（四）咨政支持诉求差异分析

本研究通过问卷开放题第22题收集有效文本反馈142条，部分其他渠道交流信息（如专家座谈、电话、微信等）作为辅助参考（不作为独立数据源编码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文本进行编码、归类与频次统计，提炼青年组（有效样本n = 54）与资深组（有效样本n = 88）在咨政支持诉求上的核心主题与结构差异。

1.青年学者诉求：聚焦清晰化、路径化与能力建设

青年学者的诉求高度集中于获取明确指引与系统赋能，呈现出显著的“精准赋能”导向，其四大核心主题及提及频次如下。

（1）需求透明与路径指引（34次）：首要诉求为获取清晰的政策需求方向（25次）与建立审稿反馈机制（9次），以解决“如何入门”与“如何改进”的问题。

（2）能力建设与系统培训（29次）：呼吁开展专项写作培训（19次，涵盖政策语言、写作规范、案例分析等）、提供交流学习平台（10次）。

（3）激励保障与成果认可（13次）：核心关切在于推动咨政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6次），并辅以物质与项目激励（7次），以实现实质性认可。

（4）资源支持与协作机制（12次）：希望获得数据与范文资源支持（6次），并期待搭建协作平台以促进跨学科、跨岗位协作（6次）。

2.资深学者诉求：侧重体系化、制度化与效能提升

资深学者的诉求则体现出强烈的“体系优化”思维，关注顶层设计与长效机制，核心主题及提及频次如下。

（1）机制优化与流程标准化（55次）：最为关注制度化需求发布（47次），并强调完善评审与质量保障流程（6次）及标准化成果模板（2次）。

（2）决策嵌入与实质参与（26次）：期望通过常态化沟通与反馈渠道深度嵌入政策过程（19次），实现从“建议者”到“共创者”的角色转变（7次）。

（3）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39次）：主张择优开展定向培训（21次），推动跨学科协同攻关（13次），并加强数据与平台支持（5次）。

（4）策略引领与学科发展（20次）：聚焦宏观策略研究（12次），并呼吁咨政研究应强化学科微观基础与实证积累（8次），避免空泛议论。

五、综合讨论

（一）代际差异的根源：年龄、经验与学科范式转型

本研究证实，咨政能力差异的关键变量是年龄而非职称。青年学者普遍表现出“政策直觉敏锐”与“学科基础尚在建构”并存的特征。即对咨政报告选题价值判断表现出比较优势，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契合政策需求的选题方向，展现出并不逊于甚至可能优于资深学者的潜力；但在系统掌握国际中文教育主责主业范畴、职能边界以及不同部门分工差异等方面，与资深学者相比仍有差距。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年龄及学科基础经验积累，而非职称等级，本研究并不支持“职称越高能力越强”的简单线性假设。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国际中文教育独有的“国家事业”与“新兴交叉学科”双重属性所造成的两代学者不同的成长过程与学科历史语境。资深学者的知识体系与政策智慧，具有宽领域、多门类、跨学科的底色，深植于长期探索的实践土壤，具有强烈的经验性与历史特定性。而青年学者的成长，则在相当程度上与近年来新兴交叉学科制度化、系统化的进程同步，学术触觉由学科当下主流核心议题形塑；但这虽然为他们带来了与新范式同频的敏感性优势，却并未能抵消其学科基础尚待进一步构建、实践经验尚待进一步沉淀的客观不足。因此，相应的支持政策必须尊重代际特质，致力于构建促进双方优势互补的制度化渠道，设计前置性的系统赋能体系。

从普遍的学术生产角度看，已有研究为支持青年学者成长提出了积极思路，即包括设置有价值、有新意的重点、热点、亮点议题吸引青年原创研究等（余孟孟2023）。然而本研究揭示，当场景从普遍的学术生产切换至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决策服务时，青年学者的瓶颈则不再是缺乏前沿议题的敏感度（他们在此甚至表现出优势），而在于缺乏将敏锐议题转化为扎实可行的咨政方案的能力。这恰恰印证了已有研究指出的培养社科青年学者须避免闭门造车、强调以实践应用检查验证研究设想的关键方向（尤莉娟，周勤2023）。总之，对青年学者咨政能力的支持，支持重点应从激发议题灵感前移于政策对话能力。

（二）影响效能的关键要素：平台、团队与可迁移的经验

我们发现，“平台—团队—经验”构成了影响咨政成果的3个关键要素。学者所在高校的学科声誉与专项实力，有无团队协作，以及是否具备咨政研究经验，对其成果采纳率构成显著影响。

首先，学科平台的优势呈现出明显的“顶尖效应”，即显著的竞争优势高度集中于少数专业领先高校，而普遍性的优质平台（如软科B类及以上）并未形成额外的采纳优势^[4]。

[4]　本项分析将“未参与评级”的高校统一归入参照组。这一处理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平台影响力的真实图谱，但核心结论“显著的竞争优势高度集中于顶尖学术机构”仍然稳健。

其次，团队协作能极大提升成果采纳概率，对青年学者影响尤其显著。与独作相比，各类协作模式均显示出显著的积极效应。其中“向上协作”模式成效超常，整体成功率甚至超过资深学者向下协作的模式。

第三，学者的既往咨政研究经验是其成果能否再次获得采纳的稳定预测指标，这表明在咨政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可迁移的“核心研究素养”。

上述发现揭示，咨政效能并非个体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深深嵌入于协作网络与制度环境之中。这些发现与学界关于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诸多讨论形成对话与互证。

首先，针对“平台顶尖效应”所揭示的资源集聚现象，我们认为咨政研究的竞争优势，之所以高度集中于A+类高校，可能与基于历史沉淀形成的信息非对称性及学术社会资本高度集聚的普遍特征有关，使得相关学者在选题与成果契合度方面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已有研究指出，应通过提供更多的校际交流项目与国内外跨校协作培养、联合培养、跨学科培养来构建开放网络（姜璐，等2018），以弥补单一机构平台不足，这与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方向一致。

其次，我们发现“向上协作”是提升青年学者咨政效能的关键。其对青年学者的超常增益，恰恰是连接其范式敏感性与资深学者学科基础及实践智慧的最佳路径之一，成为破解其“有直觉，欠深度”困境的关键枢纽，与已有研究形成了理论共鸣。已有研究表明，协作不仅能促进青年成长，更能延长学者学术生命的成熟期，延缓其衰退期（张晓娜2019），是一种双赢机制；而良好的师承关系对学者，特别是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的学者，具有关键的促进作用（张晓娜2019；鲁世林，等2021）。这为理解“向上协作”提供了注脚。并且，这种协作不局限于单一固定的师徒关系，在学缘结构相对多元化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不同师承关系与学术思想的碰撞有效激发青年学者创新力（姜璐，等2018）。而本研究则进一步通过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实证数据证实，以“向上协作”为代表的代际协作，其效能可以通过类似“敏捷型导师制”^[5]等形式达成。这正与既往研究相呼应，即需要通过广泛的学科接触、专业化的指导培训以及频繁的校校、校企、校地协作，系统拓宽其研究视野与方法路径（尤莉娟，周勤2023）。同时，这也呼应了关于未来创新越来越依赖团体创造力的判断（姜国钧，宿文琳2020），也表明在国际中文教育咨政研究领域，构建激励相容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是提升整体产出效能的关键制度保障。

[5]　《敏捷型导师制助力青年学者成长》，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11?13，https://cssn.cn/skgz/bwyc/202311/t20231113_5696224.shtml。

（三）从差异到互补：构建“双层协同、动态互助”的学术－政策生态

我们发现，构建“双层协同、动态互助”支持生态很有必要。

首先，学者诉求既有共同关注也有结构性分野。各年龄段学者均呼吁“加强政策需求引导”和“开展专题培训”。但青年学者的诉求高度聚焦于个体能力提升与清晰路径，而资深学者更倾向于系统机制革新与生态效能提升。上述情况要求摆脱单一的普适型支持政策，“因人制宜，分众施策”，实现激励相容。

其次，不同类别学者对咨政障碍的感知存在差异。青年学者整体感知能力更强，尤其关注“政策对接不畅”“咨政能力不足”“实践支撑薄弱”等实操障碍，且群体看法相对一致；而已获采纳者（无论代际群体）则更强调“激励机制失调”这一系统性问题，对所在高校平台的评价体系和激励环境具有更高期待。并且，本研究再次呈现，上述感知差异主要源于年龄而非职称。

根据上述讨论，代际差异本身应被视为体系创新的内在张力与活力来源。资深学者的学科基础与实践智慧、青年学者的范式敏感与方法创新，二者恰恰构成了可以通过制度渠道协作的互补性财富。而且，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生态优化的关键，正是从原子化个体升维至打造群体动态协同的平台与制度，通过灵活的导师制、跨代际项目等制度设计，将差异转化为可持续的学术—政策协作能力。

这一构建方向与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前沿理念高度契合。交叉学科的本质在于融合、协同，强调达成育人共识、汇聚育人合力，并通过完善多主体协作机制来实现共育性融合（周海涛2023）。具体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搭建多元主体、机制互通的协作平台，旨在畅通交流渠道，整合多学科育人资源，最终建立起政产学研用相融合的新机制（李红恩2025）。我们倡导的“双层协同”生态，正是这一理念在国际中文教育咨政研究领域的体现：通过制度设计将资深学者的实践智慧与青年学者的创新活力、学术机构的研创能力与政策部门的实践需求等系统整合为一个共担、共享的协同体系，为事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六、实践启示与未来展望

（一）启示与建议

综上所述，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咨政能力的代际差异，本质上是“事业”维度的实践性、历史性知识与“学科”维度的前沿性、范式性知识在不同代际学者身上不均衡分布的结果。优化的关键，不单在于弥合差距，而且在于通过制度设计精准赋能，促进异质性知识财富与能力的高效流动与创造性融合，从而构建一种基于互补协作而非代际更替的“双层协同、动态互助”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1.从普适性激励转向受众分层、供给适配的赋能体系

对于青年学者群体，支持重点为提供结构化的认知脚手架与协作网络接入点。例如，开发促进政策语境理解与研究实务操作相结合的咨政工具包，创新开展“导师制”“工作坊”等跨代际培养模式，帮助夯实可操作、可迁移的核心咨政素养。对于资深学者，支持的关键或在于在学术评价与激励机制中，充分认可其知识传承、方向指导与团队引领的价值，借助指导框架、工作手册、案例库建设等支持其完成隐性素养的显性传承与沉淀。

2.从聚焦个体成长转向打造协作互补的协作平台

在信息与网络层面，注意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的“学术—政策”需求传导与成果反馈机制，特别是帮助尚未进入学术网络中心的青年学者获取政策信号、理解真实决策场景。在组织协作层面，可聚焦政策需求，探索设立鼓励老带新、传帮带的专项咨政研究计划，将基于共同问题意识的“资深—青年”学者联合攻关从随机行为转化为稳定预期，并基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兴交叉学科属性，鼓励学者聚焦新兴、交叉议题，联合攻关，跨界交流，跨代对话。在机制创新层面，通过联合工作、挂职锻炼、信息共享等方式，促进学者与决策部门之间的沟通补益与换位体验，帮助学者理解政策运作逻辑，提升咨政成果质量。

3.从论文单一评价转向激励相容的多元认可机制

高质量咨政研究成果的生产逻辑与传统学术论文存在差异，甚至是本质差异。在诸多制约因素中，高校内部的科研评价与职称评审“指挥棒”，是影响学者咨政热情最直接、最核心的制度性杠杆之一。国际中文教育集事业与学科于一身，应加大对学者“知识转化与社会影响”的评价权重，尤其应对产生实际政策效用的研究成果给予相匹配的认可与激励，在关键环节释放明确制度信号，激发学者持续投入高质量咨政研究的积极性，构建学者投身于学术—政策协作的长效激励机制。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样本（N = 245）虽已具一定代表性，但对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而言，覆盖面仍然相对有限，更多学者的能力结构与具体困境可能未被充分反映。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横截面调查数据，对学者咨政能力发展的纵向追踪、对复杂行为动机与协作的动态探讨尚待加强。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样本限定为当前活跃于一线的学者，对于“未活跃于一线是否加剧代际差异”这一问题并未涉及，也有待后续考察。

本研究对异质性考察主要聚焦于代际维度，资深学者的跨学科汇聚背景其实也至关重要，但样本中某些子群体（如教育学、传播学等）的样本量过小，未达到进行稳定统计比较的阈值，因此未能就学科背景进行组间比较，将代际与学科的交互效应皆纳入分析框架。这也导因于本领域学者构成的复杂性。

未来研究或可从以下方向深化：（1）拓展研究对象，对更具代表性的学者群体进行抽样，并特别关注“潜在研究者”向“活跃研究者”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2）创新研究方法，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案例研究，动态描绘能力发展轨迹等；（3）延伸理论边界，将本研究的代际差异发现置于学术代际理论、知识转移理论等框架下进行对话与检验，探索其在不同学科的咨政领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标国际中文教育的二语习得理论创新研究”（23&ZD320）、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文字“十四五”科研规划 2025 年度一般项目“国际中文教育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研究”（WT145?80）。

本文在问卷设计、资料收集及成稿过程中，得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诸位领导、同事和多位学界师友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该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5期，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来源。

编排：韩畅

审稿：王飙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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