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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1）负债：2017年以来，存款在42家上市商业银行负债中的占比稳定在70%-75%之间，仍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存款定期化持续制约负债成本改善，2018H1至2025H2，定期存款占比由49.1%升至62.2%。随着降准、存款挂牌利率下调等政策效果逐步释放，2024年以来负债成本下行明显加快，计息负债成本率由2023H2的2.27%降至2025H2的1.76%。不同类型银行负债成本仍有分化，国有行最低、城商行相对较高。负债成本下降尚不足以完全对冲资产端收益率下行，2025H2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进一步降至1.51%，合理息差与经营稳定性仍需关注。（2）资产：上市银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2025年增速有所修复，国有行和城商行扩表相对较快，股份行增速偏低。贷款仍是最主要的资产投向，但2024年以来金融投资占比加快提升，2025H2贷款和金融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54.99%和31.36%，城商行对金融投资的依赖相对更强。（3）金融资产分类：金融资产仍以摊余成本计量的AMC类资产为主，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占比总体提升。2020-2025年，AMC占比由63.38%降至55.12%，FVTPL和FVOCI占比分别由24.97%、11.65%升至29.34%、15.54%。其中，城商行金融资产结构进一步向FVOCI倾斜，农商行FVOCI占比于2025年升至46.59%，成为其占比最大的类别，估值波动对其他综合收益和净资产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
商业银行持有债券的规模和结构：（1）规模：商业银行是我国债券市场最重要的配置机构，按中债登和上清所债券托管口径测算，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持债占债券市场的比重整体维持在50%左右，2025年末为50.50%。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商业银行债券托管规模由60.08万亿元增至90.17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50%。持债增速具有明显阶段性，2024年至2025年初有所放缓，2025年二季度后重新回升，年末达到12.78%。在实体有效融资需求偏弱、信贷收益与规模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债券成为银行承接资金、稳定利息收入的重要配置方向。（2）结构：商业银行债券配置高度集中于利率债。2025年3月至2026年6月，国债、地方债和政金债合计占比约为84%-87%，地方债始终为第一大配置品种；国债占比由26.64%升至29.37%。配置向利率债集中，有助于满足流动性管理和监管要求，也使新增配置及到期再投资收益更易受到无风险利率下行的影响。
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情况：（1）利息收入：上市银行利息收入由2018年的6.43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9.22万亿元，2024年同比增速已放缓至0.21%，2025年进一步降至8.63万亿元，同比下降6.38%，为样本期内首次同比下降。在总资产和持债规模继续增长的背景下，利息收入边际回落，说明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对收入的拖累已超过规模扩张的正向贡献。分类型看，城商行利息收入持续增长，国有行、股份行和农商行均呈先增后降走势，其中股份行近年承压较为明显。（2）贷款利息收入：贷款利息收入在2023年达到6.37万亿元后连续回落，2025年降至5.47万亿元，较高点下降约14.1%，反映贷款收益率下降、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及存量贷款重定价的拖累。国有行仍占据贷款利息收入的主导地位，城商行收入占比较2018年明显提高，股份行占比则有所下降。（3）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由2018年的16078.6亿元持续增至2025年的21663.0亿元，累计增长约34.7%，对2023年后贷款利息收入下滑形成一定缓冲。分类型看，国有行持续增长，城商行在2019年回落后逐年回升，股份行和农商行2024-2025年均有所下降。债券配置仍是银行稳定收入的重要方向，但收入增长不代表投资收益率改善，新增配置和到期再投资仍面临收益率下行压力，持续拉长久期也可能增加利率反向上行时的估值风险。
利率上行对商业银行债券资产端的潜在影响：（1）久期：商业银行债券投资组合平均久期由2020年的4.12年升至2025年的5.56年，利率风险敏感度总体提高。2025年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久期分别为5.45年、4.95年、5.85年和5.58年，其中城商行久期持续拉长、价格敏感度最高，农商行虽较2023年高点有所回落，但风险敞口仍不低。（2）价格与浮亏：2025年利率上行25bp、50bp和75bp时，商业银行债券价格测算降幅分别约为1.39%、2.78%和4.17%，对应债券投资潜在浮亏分别约为12524.16亿元、25048.32亿元和37572.48亿元。持仓规模扩张与久期拉长共同放大了利率反向上行的冲击，其中城商行在上述情景下的价格降幅分别为1.46%、2.93%和4.39%。（3）会计分类传导：FVTPL类资产估值变动直接影响当期损益，FVOCI类债券估值变动主要通过其他综合收益影响净资产，AMC类资产通常不因市场利率变化直接调整账面价值。城商行和农商行FVOCI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增长明显，FVTPL敞口下降或相对较低，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率风险同步降低。（4）盈利承压：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2025年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FVTPL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占全年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3.58%、15.55%、19.85%和8.91%，较2020年分别提高5.95、6.73、4.47和3.17个百分点，城商行相对压力最高。利率上行75bp时，对应比例进一步升至40.75%、46.64%、59.56%和26.73%。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修复不及预期；货币政策超预期；债券市场利率波动超预期；监管政策变化超预期；数据统计与测算存在偏差。
正文
1.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
资产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的重要课题。银行根据其负债端的期限、风险、成本等特征，选择相应的资产配置组合，既要符合监管的流动性、安全性要求，也要满足负债成本对应的收益要求。为了理解银行自营的配债行为，我们对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分析
1.1. 商业银行负债情况
1.1.1 负债结构以存款为主，存款定期化趋势延续
2017年至今，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较稳定，以存款为主。2017年以来，存款在4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负债中占比稳定在70%-75%之间，作为银行的主要负债和资金来源，对银行的资产配置决策有重要影响。一方面，银行在考虑资产的目标收益率时会参考存款利率水平。另一方面，银行需配置充足的低风险流动性资产来满足取现要求。
存款定期化趋势仍是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的重要制约。2018H1至2025H2，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占比由49.1%升至62.2%，累计提升13.1个百分点，其中个人定期存款占比由56.1%升至68.7%，公司定期存款占比由43.9%升至54.6%。居民和企业部门风险偏好下降、投资回报预期走弱，使存款向定期化、长期化迁移。由于定期存款成本显著高于活期存款，即使存款挂牌利率持续下调，负债结构变化仍会部分抵消利率下调效果，导致银行负债成本改善存在一定滞后性。
1.1.2 政策传导逐步显现，负债成本下行明显加快
从货币政策环境看，2017年以来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持续阶梯式下调，银行体系长期资金供给环境整体趋于宽松。计息负债成本率在2018年上半年升至2.54%的阶段高点后总体下行，至2025年末降至1.76%。从下行节奏看，2020-2023年负债成本下降幅度相对有限，整体在2.24%-2.31%区间窄幅波动，这一阶段存款定期化趋势持续强化，样本银行定期存款占比从2020年末的50.29%攀升至2023年末的59.29%，高成本定期存款占比提升形成成本刚性，一定程度对冲了降准、存款利率改革等政策的传导效果。2024年以来，计息负债成本率下行节奏明显加快，由2023年下半年的2.27%降至2025年下半年的1.76%，两年累计下降约51bp，其中2025年上半年环比降幅达13.26%，为样本期内较大单期降幅，反映前期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等政策效果逐步集中释放。整体来看，当前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政策效应已进入释放期，但负债成本下行更多是对前期高成本压力的修复，并不意味着银行息差压力已经解除。
1.1.3 不同类型银行负债成本分化，净息差仍处低位
不同类型银行负债成本存在明显分化。国有行依托更强的存款基础和客户黏性，计息负债率长期处于最低水平，2025H2降至1.56%；股份行、农商行分别降至1.70%和1.70%左右，城商行仍相对较高，为1.88%。2024年以来各类型银行负债成本均明显下降，说明存款利率调降的传导具有普遍性；但城商行负债成本仍高于其他类型银行，反映中小银行在揽储能力、客户结构和区域竞争方面仍面临更强约束。若后续资产端收益率继续下行，中小银行息差压力可能更为突出。
尽管负债成本已有明显改善，但银行净息差仍处于低位并继续下探。2018H1至2020H2，上市银行平均净息差大体维持在2.1%-2.2%区间，2021年以来持续压缩，2023H2降至1.76%，2024H2进一步降至1.60%，2025H2仅为1.51%。这说明负债端成本下降尚不足以完全对冲资产端收益率下行压力，贷款收益率走低、债券投资收益率下降等因素仍在压缩银行盈利空间。因此，当前政策重点不仅在于推动融资成本下降，也需要维护银行合理息差和经营稳定性，贸然进一步降息可能加剧银行资产收益与负债成本之间的错配压力。
国有大型银行的息差水平长期处于行业低位，下行走势平稳连贯。2018年上半年平均净息差为2.15%，此后持续缓步收窄，2025年下半年降至1.34%，累计降幅约81个基点。国有行凭借庞大的网点与客户基础，负债端存款成本优势显著，但信贷结构中低利率对公贷款占比偏高，资产端收益率持续下行对息差的挤压始终存在，整体下行趋势与行业节奏高度契合。
股份制银行的息差呈现“先升后降”的强波动特征。2018年上半年平均净息差仅1.92%，随后受益于同业负债成本回落、零售信贷业务布局，息差持续修复走高，2020年下半年达到2.32%的阶段高点；2021年起随实体贷款利率下行进入持续收窄通道，2025年下半年降至1.60%，较高点累计回落超72个基点。股份行息差对市场利率环境与信贷结构调整的敏感度更高，波动弹性显著强于国有大行。
城市商业银行的息差走势相对平缓，呈波动下行态势。2018年上半年平均净息差为2.05%，2018-2021年整体在2.0%-2.1%区间窄幅波动，2022年后下行节奏有所加快，2025年下半年降至1.53%。受区域经营属性约束，城商行息差水平与地方信贷需求、区域存款竞争格局高度相关，整体下行幅度小于农商行与国有行。
农村商业银行的息差水平长期居各类银行首位，但收窄幅度最为剧烈。2018年上半年平均净息差达2.45%，2018年下半年进一步攀升至2.55%的样本期高点，此后进入单边下行区间，2025年下半年降至1.55%，较高点累计回落超100个基点。农商行此前高度依赖高收益涉农、小微贷款支撑息差优势，近年来实体经济贷款利率下行、风险溢价持续收窄，对其盈利空间的冲击最为突出。
1.2 商业银行资产情况
1.2.1 资产规模持续扩张，2024年后增速有所修复
上市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持续扩张。2018H1至2025H2，样本银行平均总资产由4.05万亿元升至7.88万亿元，资产规模接近翻倍。从增速看，2019-2020年资产扩张维持在9%-11%左右，2021H1一度回落至5.85%，随后在2022-2023年重新回升至10%以上。2024年资产增速有所放缓，2024H1、2024H2分别为7.16%、7.50%；2025年则修复至9.6%左右。整体看，银行资产端仍保持扩表趋势，但扩张节奏存在阶段性波动，反映宏观融资需求、信贷投放节奏和金融投资配置共同影响银行资产增长。
分银行类型看，国有行和城商行近年资产扩张相对更快，股份行增速偏低。2025H2，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总资产同比增速分别为10.42%、5.18%、14.63%和7.71%。其中，城商行自2024年以来资产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2025H1一度升至15.49%；股份行则自2024年以来增速明显低于其他类型银行。这说明不同类型银行扩表能力分化加大，国有行和部分城商行承担了更多资产扩张功能，而股份行资产增长相对审慎。
1.2.2. 资产配置以贷款为主，但金融投资占比持续提升
从总资产配置结构看，贷款仍是上市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投向，占总资产比重长期维持在约51%-56%区间。2018H1，上市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为 51.11%，此后伴随实体经济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资产端配置持续向信贷倾斜，占比稳步走高，至2024H1 达到56.63%的阶段高点；2024H2以来贷款占比稳中有降，2025H2回落至54.99%。金融投资占比呈波动上行态势，2024年起抬升节奏明显加快。2018H1金融投资占比为 26.29%，2018-2023 年间整体在 27%-29% 区间窄幅波动，2024年以来占比进入快速抬升通道，2025H2升至31.36%，成为银行资产端扩张的重要承接方向。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占比呈持续下行趋势，由2018H1的11.03%降至2025H2的5.61%，反映银行持续压降低收益流动性资产占比，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提升整体运用效率。此外，同业资产占比长期维持低位，样本期内基本在1.1%-1.8% 区间波动，在总资产中贡献度相对有限。
国有行贷款占比在四类银行中处于最高水平，整体呈稳步抬升后边际回落的态势。2018H1贷款占比为52.56%，此后伴随信贷投放持续推进占比稳步上行，2024H1达到57.89%的阶段高点，2025H2小幅回落至56.26%。金融投资占比则由2018H1的25.74%波动升至2025H2的30.24%，其中2024年以来抬升节奏明显加快。国有行凭借更强的信贷投放能力和客户基础，资产端始终以贷款为核心，但近两年金融投资占比持续提升，反映出在贷款收益率下行、有效融资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国有行也在增加债券等金融资产配置以平衡收益与规模。现金及存放央行占比由2018H1的12.48%降至2025H2的6.39%，同业资产占比长期维持在1%左右的低位。
股份行贷款占比同样维持较高水平，结构调整特征更为突出。2018H1股份行贷款占比为51.32%，2022年前持续提升至56%以上，此后稳中有降，2025H2为54.62%。金融投资占比由2018H1的26.55%升至2025H2的31.09%，成为资产端的重要支撑。股份行资产增速近年整体偏低，但金融投资占比仍持续上升，说明其资产端结构调整更多体现为“信贷增长放缓、投资资产承接”。在实体融资需求偏弱和风险偏好下降的环境下，股份行通过增加金融投资稳定资产规模和利息收入，但也使得资产端收益率对债券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度进一步提升。
城商行金融投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银行，资产结构更为多元。2018H1城商行贷款占比仅为39.79%，此后持续提升，2025H2达到47.46%；金融投资占比在2019年快速抬升至40%左右的平台，此后长期维持在39%-41%区间，2025H2为39.53%，贷款与金融投资的占比差距明显小于国有行和股份行。城商行受区域经营限制，信贷资源和客户基础相对有限，资产端对债券等金融投资的依赖更强。这一结构特征意味着城商行资产收益对债券市场利率和投资收益率更加敏感，若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其资产端收益压力可能更为突出。
农商行资产配置结构介于城商行与大型银行之间。2018H1农商行贷款占比为44.36%，此后整体呈抬升趋势，2025H2达到51.93%；金融投资占比由2018H1的27.65%波动上行，2023年前后达到35%左右的高位，2025H2回落至33.66%，整体在资产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农商行区域属性较强，信贷投放受当地经济环境和客户结构约束较强，债券投资始终是其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后续区域内贷款投放空间受限，金融投资对其资产端收益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
1.2.3. 金融资产计量结构分化，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占比总体提升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仍以摊余成本计量为主，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占比总体提升。2020-2025年，AMC占比由63.38%降至55.12%，累计下降8.26个百分点，虽有所回落，但仍占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FVTPL占比由24.97%升至29.34%，2024年一度达到30.00%；FVOCI占比由11.65%升至15.54%，2022年以来持续抬升。整体来看，银行金融资产的会计计量结构逐步向公允价值计量倾斜，市场价格变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有所增强。其中，FVTPL估值变动直接影响当期损益，FVOCI估值变动主要通过其他综合收益影响净资产，二者占比提升使银行需要更加重视资产收益与估值波动之间的平衡。
国有行金融资产中AMC占比保持较高水平，但较2020年有所下降。2020-2025年，AMC占比由67.35%降至60.17%，2021年曾达到68.07%，此后总体回落，2025年较上年小幅回升。FVTPL占比由25.94%升至30.79%，2024年达到31.29%的样本期高点；FVOCI占比由6.70%升至9.04%，始终低于其他类型银行。整体来看，国有行仍以摊余成本类金融资产为主，有助于减轻市场价格变动对账面价值的直接影响，但FVTPL占比较2020年提高，意味着公允价值波动对损益的影响仍需关注。结合国有行较大的债券持仓规模，即使单位资产价格敏感度并非最高，利率上行带来的损失金额仍可能较为显著。
股份行三类金融资产结构趋于均衡，AMC占比回落，FVTPL和FVOCI占比总体上升。2020-2025年，AMC占比由53.43%降至44.26%，累计下降9.17个百分点，2022年起降至50%以下，但仍是占比最大的单一类别。同期，FVTPL占比由22.89%升至28.42%，FVOCI占比由23.68%升至27.31%。两类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合计占比达到55.74%，这表明股份行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波动，可能通过当期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两条路径影响经营表现。结合后文测算，股份行2025年债券久期相对较低，但久期优势并不能完全消除持仓规模和会计分类结构带来的估值压力。
城商行金融资产结构调整较为明显，FVOCI占比持续提升，AMC占比逐年下降。2020-2025年，AMC占比由59.34%降至43.27%，累计下降16.07个百分点，FVOCI占比由15.47%升至35.35%，累计提高19.88个百分点，其中2025年较上年进一步提升7.07个百分点。FVTPL占比此前主要在24%-27%之间波动，2025年降至21.38%，较上年下降5.3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城商行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内部进一步向FVOCI倾斜，估值波动对其他综合收益和净资产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结合城商行金融投资占比较高、债券久期持续拉长的特征，FVTPL占比下降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率风险同步降低。
农商行金融资产由AMC占主导逐步转向FVOCI占比最高，利率风险的会计传导更多体现为其他综合收益波动。2020-2025年，AMC占比由60.71%持续降至38.60%，累计下降22.11个百分点，FVOCI占比由24.14%升至46.59%，2024年已与AMC基本持平，2025年进一步超过AMC，成为占比最大的类别。FVTPL占比则在14%-17%左右波动，2025年为14.81%，低于其他三类银行。较低的FVTPL占比有助于限制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损益的直接影响，但FVOCI占比持续提升，使资产估值变化对净资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净息差收窄、利润积累空间受到约束的背景下，农商行仍需关注利率反向上行对资本缓冲的潜在压力。
2.商业银行持有债券的规模和结构
2.1. 商业银行持债规模
2.1.1. 商业银行是债券市场最重要配置力量
商业银行是我国债券市场最重要的配置机构。按中债登和上清所债券托管口径测算，2021年以来商业银行持债占债券市场比重整体维持在50%左右。2021-2022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占比基本在49.5%-50.8%区间波动；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银行持债占比明显抬升，并在2023年10月达到54.04%的阶段高点，显示银行在债券市场中的配置力量进一步增强。2024年后该占比有所回落，2025年初一度降至49%附近，随后重新修复至2025年末的50.50%。整体看，商业银行持债占比虽有阶段波动，但始终保持在债券市场半数左右，说明银行资产配置变化对债券市场供需和收益率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2.1.2 商业银行持债规模持续扩张，2025年增速重新回升
从绝对规模看，商业银行持债规模持续扩张。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商业银行债券托管规模由60.08万亿元升至90.17万亿元，累计增加约30.09万亿元，整体增幅超过50%，债券资产在银行金融投资板块中的核心地位持续巩固。
从同比增速走势看，商业银行债券配置节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信贷投放环境、债券市场行情高度联动。2022-2023年，商业银行持债同比增速多数时间维持在12%-16%的较高区间。这一阶段银行整体资产扩张节奏较快，在信贷投放稳步推进的同时，持续加大债券资产配置力度，债券成为银行拓宽资产投向、优化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方向。2024年起持债增速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从年初的11.50%持续下行，2024年末降至6.27%，2025年初进一步下探至5.53%的阶段低点。增速回落与债券市场走势直接相关，2024年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新增配置的票息收益不断压缩，资产吸引力边际下降，同时利率持续走低过程中，再投资风险与利率反弹的估值风险逐步累积，银行出于风险考量主动放缓增持节奏。2025年二季度后，持债增速呈现明显修复回升态势，2025年12月同比增速回升至12.78%，回到2023年的增长中枢水平。这一轮增速回升的核心驱动在于实体有效融资需求偏弱，贷款投放的收益空间与规模增长双双承压，银行体系富余资金缺乏高收益信贷资产承接，转而加大债券配置力度以消化负债端资金、稳定利息收入，同时经过前期调整后，债券资产的配置性价比重新显现，也推动银行重启增持节奏。
2.2. 商业银行持债结构
从持债结构看，商业银行债券配置高度集中于利率债。2025年3月至2026年6月，国债、地方债和政金债合计占比在85%左右，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其中，地方债始终是银行第一大债券配置品种，占比略超40%；国债占比由2025年3月的26.64%升至2026年6月的29.37%，累计提高2.73个百分点；政金债占比则在16%上下波动。相比之下，商业银行债、资产支持债券和公司信用类债券合计占比约为8%，显示银行配债仍以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利率债为主。
结构变化上，国债配置占比较期初提高，同业存单占比则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国债占比由2025年3月的27%升至2026年1月的30%，此后维持在该水平附近波动；同业存单占比由2025年3月的8%持续降至2026年1月的5%，随后逐月回升，2026年6月达到6%，但仍低于期初水平。商业银行债占比微降，由2025年3月的2%降至2026年6月的1%。整体来看，国债、地方债和政金债合计占比由期初的84%升至期末的87%，累计提高约3个百分点，债券配置进一步向利率债集中。这有助于满足流动性管理和监管要求，也意味着在债券收益率中枢下行的背景下，银行新增配置及到期再投资的收益更易受到无风险利率下行影响，资产端收益率和净息差仍面临一定压力。
3.商业银行利息收入情况
3.1. 利息收入增长动能减弱，2025年出现回落
上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在2018-2024年持续增长，由2018年的6.43万亿元升至2024年的9.22万亿元，但增长动能明显减弱。2019-2023年，利息收入同比增速维持在6%-8%左右，2024年骤降至0.21%，收入规模基本持平，2025年进一步回落至8.63万亿元，同比下降6.38%，为样本期内首次出现同比下降。结合同期银行总资产和持债规模仍保持增长的情况，利息收入由增长趋缓转为明显收缩，表明资产端收益率下行的拖累已超过规模扩张带来的正向贡献。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依靠扩表维持利息收入增长的难度进一步上升，资产收益承压对收入端的影响更加明显。
分银行类型看，国有行是上市商业银行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城商行收入增长韧性相对较强，股份行和农商行近年则持续承压。国有行利息收入由2018年的3.94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5.98万亿元，2025年回落至5.59万亿元，同比下降6.51%。由于收入基数较大，国有行是2025年样本银行利息收入下降的主要贡献者。股份行利息收入由2018年的1.80万亿元增至2023年的2.35万亿元，此后连续两年回落，2025年降至2.05万亿元，同比下降8.98%，较2023年高点下降12.64%，反映其在资产扩张相对偏慢、资产端收益承压的背景下，收入增长面临较强约束。城商行利息收入由2018年的5722.80亿元持续增至2025年的8339.31亿元，累计增长45.72%，但2025年同比增速已放缓至1.52%。结合前文城商行资产扩张较快、金融投资占比较高的特征，其收入表现体现出扩表对收益率下行压力的一定缓冲，但增长动能同样有所减弱。农商行利息收入规模相对较小，由2018年的1188.81亿元增至2023年的1652.91亿元，随后连续回落，2025年降至1524.61亿元，同比下降5.37%。整体来看，多数类型银行利息收入已进入下降阶段，城商行虽保持增长，但增速趋缓，资产规模扩张对收入的支撑仍受到收益率下行的制约。
从各类型银行利息收入占样本银行利息收入合计的比重看，收入结构整体向国有行和城商行倾斜，股份行占比则自2020年高点持续回落。2018-2025年，国有行占比由61.29%升至64.76%，累计提高3.47个百分点，始终是最主要的收入贡献者，但2025年较2024年略有下降；股份行占比由27.96%降至23.81%，累计下降4.15个百分点，与其近年资产增速偏低、贷款利息收入承压的表现相呼应。城商行占比呈波动上升态势，由8.90%升至9.67%，累计提高0.76个百分点，其中2025年占比提升主要体现其在样本银行利息收入整体下降的背景下仍保持正增长。农商行占比始终较低，由1.85%小幅降至1.77%，2025年虽略有回升，但收入规模仍在下降。结合前文资产配置结构，城商行较快的扩表和较高的金融投资占比对收入形成一定支撑，但收入占比提高并不意味着资产收益率改善或利率风险降低，仍需关注债券收益率下行带来的再投资压力，以及利率反向上行时的估值波动。
3.2 贷款利息收入2023年后转弱，信贷收益压力显现
贷款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息收入的核心来源，但2023年后已出现明显回落。2018-2023年，上市银行贷款利息收入由3.89万亿元升至6.37万亿元，主要受信贷规模扩张支撑；但2024年降至6.25万亿元，2025年进一步降至5.47万亿元，较2023年高点下降约14.1%。这说明在贷款规模仍保持增长的背景下，贷款收益率下降、有效融资需求不足以及存量贷款重定价等因素对贷款利息收入形成明显拖累。
分银行类型来看，各类机构贷款利息收入走势与承压程度差异显著。国有大行是贷款利息收入的绝对主力，整体呈现先稳步增长、后高位回落的特征。2018年国有行贷款利息收入为2.60万亿元，依托庞大的信贷基数与持续的投放扩张逐年增长，2023年达到4.01万亿元的阶段高点,2024年起随存量贷款利率重定价与新增收益率下行逐步承压，2025年回落至3.60万亿元，整体波动相对可控。股份制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回落幅度最为突出。2018年股份行贷款利息收入为1.03万亿元，受益于零售信贷与对公业务扩张，2023年攀升至1.69万亿元的峰值；但2024年后收入快速下滑，2025年降至1.22万亿元，较高点回落约27.5%，基本回落至2020年前后的水平。股份行信贷业务对市场化定价的零售贷款、对公贷款依赖度更高，在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的环境中，利息收入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城商行贷款利息收入增长韧性相对较强，回落幅度有限。2018年城商行贷款利息收入仅2112.71亿元，此后伴随资产规模与信贷占比持续提升，收入规模快速扩容，2023年达到5518.85亿元，2024-2025年仅出现小幅回落，2025年末为5378.74亿元，仍显著高于2022年水平，体现出城商行信贷扩表对利息收入的支撑作用仍在。农商行贷款利息收入规模偏小，同样呈现先增后降走势。2018年农商行贷款利息收入为468.11亿元，2023年增长至1158.70亿元，2025年回落至1058.11亿元，回落节奏与行业整体基本一致。
分银行类型看，国有行仍是贷款利息收入最主要的贡献者。2025年国有行的贷款利息收入在42家上市银行总贷款利息收入中的占比达到65.86%，较2018年基本保持高位，股份行贷款利息收入占比则由2018年的26.48%降至2025年的22.38%，下降较为明显，城商行占比由5.43%升至9.83%，农商行占比小幅升至1.93%。这说明贷款利息收入结构向国有行和城商行集中，股份行在贷款端的收入贡献持续下降。结合股份行资产增速偏低的情况，说明其信贷投放和贷款收益均面临较强压力。
3.3. 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持续增长，不同类型银行表现分化
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持续增长，债券配置对银行收入形成支撑。2018-2025年，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由16078.6亿元增至21663.0亿元，累计增长约34.7%。从增长节奏看，2019年同比增长5.88%，2020年放缓至4.14%，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2.45%和2.55%；2023年增速回升至6.09%，2024年和2025年分别增长4.48%和4.92%。整体来看，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在样本期内逐年增长，2023年以来增速较2021-2022年有所回升。结合前文商业银行持债规模持续扩张、上市银行金融投资占比提升的趋势，债券资产仍是银行承接资金、稳定利息收入的重要配置方向。
贷款与债券利息收入走势有所分化，债券配置对贷款端收入下滑形成一定缓冲。贷款利息收入在2023年达到高点后连续回落，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仍保持增长，说明在有效融资需求偏弱、贷款收益承压的背景下，债券配置对收入的支撑作用仍在。但债券利息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债券投资收益率改善，其变化同时受到配置规模、资产结构和收益率等因素影响。结合前文净息差持续收窄的情况，银行通过扩大债券配置稳定收入，仍面临新增配置及到期再投资收益率下行的约束。在负债成本已明显下降、净息差仍处低位的背景下，进一步降息仍需兼顾资产端收益率压力与银行合理息差；同时，通过拉长债券久期维持收益，也可能增加未来利率反向上行时的估值波动风险。
分银行类型来看，国有行和城商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总体增长，股份行和农商行近两年则有所回落，不同机构的收入表现存在明显分化。
国有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持续增长，规模始终居各类型银行首位。2018-2025年，国有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由9229.70亿元增至14679.60亿元，累计增长约59.0%。其中，2024年和2025年分别同比增长8.26%和7.57%，延续较快增长态势。结合前文国有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2024年以来金融投资占比加快提升的特征，债券等金融资产配置对其收入形成了重要支撑。
股份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呈现先降、后升、再回落的走势。2018年股份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为4765.32亿元，2020年降至4302.53亿元，随后逐步回升，2023年达到4691.79亿元；2024年和2025年再次回落，分别为4487.57亿元和4331.53亿元，同比下降4.35%和3.48%。这表明，尽管股份行金融投资占比总体提升，但债券利息收入并未持续增长。结合其贷款利息收入同期下滑的情况，股份行稳定资产端收入仍面临较强压力。
城商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在2019年回落后持续增长，近年收入支撑较为稳定。2018年城商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为1845.72亿元，2019年降至1648.58亿元，此后逐年回升，2025年达到2245.91亿元，同比增长7.59%，为样本期内最高水平。结合前文城商行扩表相对较快、金融投资占比较高的特征，金融资产配置对收入的支撑仍在。但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利率风险降低，仍需关注其债券久期持续拉长、FVOCI类资产占比提升所带来的估值和净资产波动。
农商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规模相对较小，2023年后出现回落。2018-2023年，农商行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由237.82亿元持续增至431.64亿元，2024年和2025年分别降至425.39亿元和405.96亿元，2025年同比下降4.57%。结合前文农商行金融投资占比自2023年前后高位回落的情况，其债券利息收入对整体收入的支撑边际减弱，贷款与债券两端收入均面临一定压力。
4. 利率上行对商业银行债券资产端的潜在影响
4.1. 银行债券投资久期持续拉长，资产端利率风险敞口上升
从所有银行平均久期来看，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债券投资组合久期持续拉长，由2020年的4.12年上升至2025年的5.56年，累计提高约1.43年，增幅约34.7%。其中，2022年至2023年久期上行较为明显，反映在低利率环境和贷款投放压力下，银行可能通过拉长债券资产期限来维持资产端收益。但久期拉长也意味着债券资产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一旦后续利率出现上行，银行债券投资组合将面临更大的估值波动压力。
分银行类型来看，不同类型银行久期变化存在差异。国有行久期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达到5.78年后有所回落，但2025年仍为5.45年；股份行久期相对较低，2025年为4.95年；城商行久期持续上行最为明显，由2020年的4.33年升至2025年的5.85年；农商行则在2020年至2023年快速拉长久期，2023年达到5.94年，随后小幅回落至2025年的5.58年。整体来看，城商行和农商行久期拉长更为突出，说明中小银行债券资产端对利率上行的敏感度有所增强。
4.2. 利率上行情景下，债券价格下跌幅度逐年扩大
基于久期测算，若利率分别上行25bp、50bp和75bp，商业银行债券资产价格将出现不同程度下跌。2025年，在利率上行25bp、50bp、75bp的情景下，债券价格分别下降约1.39%、2.78%和4.17%；而2020年对应降幅分别为1.03%、2.06%和3.09%。这意味着，随着银行债券投资久期持续拉长，同等幅度的利率上行会带来更大的价格损失。若未来利率环境由下行转为上行，银行资产端债券估值波动可能明显放大，并进一步影响资本充足率、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利润表表现。
从绝对浮亏规模来看，由于债券持仓规模持续扩张的影响，利率上行带来的潜在损失金额逐年扩大，冲击程度显著高于价格跌幅的变化。2020年利率上行25bp、50bp、75bp情景下，债券投资浮亏分别约为5331.68亿元、10663.36亿元和15995.05亿元；到2025年，对应情景下的浮亏规模分别升至12524.16亿元、25048.32亿元和37572.48亿元，其中利率上行25bp的情景下，浮亏规模较2020年增长超130%。浮亏规模的扩张同时来自两重驱动：一是债券久期拉长推高单位资产的价格跌幅，二是商业银行债券持仓基数持续增长放大损失绝对值，双重因素叠加下，利率反向波动对银行账面的冲击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若未来利率环境由下行转为上行，银行资产端债券估值波动可能明显放大，浮亏规模的快速扩张将进一步影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利润表表现，加剧经营层面的波动性。
4.3 中小银行利率风险敏感度更高，城商行最为突出
国有行债券组合久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5年久期为5.45年。对应来看，2025年若利率上行25bp、50bp和75bp，国有行债券价格分别下降1.36%、2.73%和4.09%。国有行在2022年利率风险敞口最高，当年75bp上行情景下债券价格测算降幅达到4.34%；此后久期有所压降，但绝对水平仍不低。由于国有行债券持有规模较大，即使价格降幅略低于城商行，实际估值损益影响仍可能较为显著。
股份行债券价格对利率上行的敏感度整体低于城商行、国有行和农商行。2025年，利率上行25bp、50bp、75bp时，股份行债券价格分别下降1.24%、2.47%和3.71%。从趋势看，股份行久期在2024年达到阶段高点后，2025年有所回落，因此利率上行冲击较2024年略有缓和。股份行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管理相对更稳健，但在利率大幅上行情景下仍会面临一定估值压力。
城商行债券组合对利率上行的敏感度持续提高。2025年，若利率上行25bp、50bp和75bp，城商行债券价格降幅分别为1.46%、2.93%和4.39%，均高于2020年水平。城商行久期从2020年的4.33年升至2025年的5.85年，是各类银行中2025年久期最高的类型，因此在利率上行情景下，城商行债券资产端承压最为明显。
农商行久期在2020年至2023年快速拉长，债券价格对利率上行的敏感度也同步提升。2023年，若利率上行75bp，农商行债券价格降幅达到4.46%；2025年虽然久期回落至5.58年，但75bp上行情景下价格降幅仍为4.19%。这表明农商行前期拉长久期获取票息收益的同时，也积累了较高的利率风险敞口。考虑到农商行资本补充能力和盈利稳定性通常弱于大型银行，利率上行对其资产端估值和资本缓冲的影响值得关注。
总体来看，近年来商业银行债券投资久期持续拉长，债券资产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明显提高。若未来利率继续下行，银行短期内可能获得一定债券估值收益；但若后续利率出现反向上行，久期较长的债券资产将面临较大价格回撤压力。以2025年测算结果看，利率上行25bp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债券价格平均下降约1.39%，其中城商行降幅达到1.46%。
因此，在银行净息差仍处低位、债券投资收益率趋于下行的背景下，降息虽然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但也可能进一步压低资产端收益率，并促使银行继续拉长债券久期以维持收益。一旦未来利率周期反转，银行资产端将承受更大的估值波动。因此，利率政策需要在稳增长、降融资成本与维护银行体系稳定之间保持平衡，降息仍是一项需要谨慎使用的政策工具。
4.4 利率上行下各类金融资产估值压力扩大，损益与净资产传导有所分化
金融资产规模扩张与平均久期拉长共同放大利率上行下的潜在估值损失，FVTPL类资产的损益波动压力尤为突出。以各类金融资产余额、商业银行当年平均久期及利率上行幅度进行测算，2025年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AMC、FVOCI和FVTPL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分别为74.21亿元、44.16亿元和78.93亿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约72.3%、215.9%和150.1%。其中，FVTPL类资产自2024年起超过AMC，成为潜在损失金额最大的类别，FVOCI类资产潜在损失金额虽相对较小，但样本期内增幅最为明显。若利率上行75bp，2025年AMC、FVOCI和FVTPL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将分别扩大至222.64亿元、132.47亿元和236.78亿元。实际报表影响仍取决于会计计量方式，FVTPL类资产估值变动直接影响当期损益，FVOCI类债券估值变动主要影响其他综合收益，AMC类资产则通常不因市场利率变化直接调整账面价值。整体来看，在净息差仍处低位、资产端收益承压的背景下，金融资产配置扩张带来的收益支撑，也伴随着利率反向上行时更大的估值波动压力。
国有行潜在估值损失以AMC类资产为主，FVTPL类资产的损益波动压力持续上升。2025年，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国有行AMC、FVOCI和FVTPL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分别为639.16亿元、96.03亿元和327.03亿元，其中AMC类资产仍占主要部分，反映国有行较大的配置型资产规模。与此同时，FVTPL类资产潜在损失由2020年的147.15亿元增至2025年的327.03亿元，增幅超过一倍；在利率上行75bp情景下，进一步升至981.08亿元。这说明，尽管国有行以摊余成本计量为主的资产结构有助于缓和市场波动对报表的直接影响，但随着公允价值计量资产规模扩大，利率反向上行对当期损益的潜在影响仍在增强。
股份行AMC类资产估值压力边际缓和，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潜在损失仍在增加。2025年，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股份行AMC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为135.72亿元，较2024年的139.27亿元有所回落；FVOCI和FVTPL类资产潜在损失则分别增至83.75亿元和87.15亿元，两者合计已超过AMC类资产。结合前文股份行2025年债券久期有所回落、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占比总体提升的特征，久期缩短对价格敏感度的缓释，并未使各类资产的潜在损失同步下降。在利率上行75bp情景下，FVOCI和FVTPL类资产潜在损失分别达到251.25亿元和261.45亿元，表明股份行仍需同时关注其他综合收益与当期损益两条路径上的估值压力。
城商行FVOCI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增长尤为明显，利率风险对净资产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城商行FVOCI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由2020年的7.40亿元增至2025年的40.56亿元，扩大至原来的约5.5倍，明显快于同期AMC和FVTPL类资产的增长。2025年，FVOCI类资产潜在损失已接近AMC类资产的49.64亿元，而FVTPL类资产潜在损失为24.52亿元，与2024年基本持平。这与前文城商行金融资产结构向FVOCI倾斜、债券久期持续拉长的变化相呼应，说明FVTPL类资产估值压力趋稳，并不意味着整体利率风险同步缓和。若利率上行75bp，FVOCI类资产潜在损失将达到121.67亿元，其通过其他综合收益影响净资产的压力仍需重视。
农商行潜在估值损失的结构逐步向FVOCI倾斜，较低的FVTPL敞口不足以反映全部利率风险。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农商行AMC类资产的单家平均潜在估值损失在2023年达到11.51亿元后，回落至2025年的10.28亿元；FVOCI类资产潜在损失则由2020年的2.63亿元持续增至2025年的12.41亿元，并超过AMC成为潜在损失最大的类别。同期，FVTPL类资产潜在损失为3.94亿元，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结合前文农商行久期自2023年高位有所回落、FVOCI占比持续提升的特征，其利率风险更多体现为其他综合收益和净资产波动。在利率上行75bp情景下，FVOCI类资产潜在损失达到37.23亿元，说明即使当期损益的直接波动相对有限，资产端估值及资本缓冲压力仍不可忽视。
4.5 FVTPL估值损失相对盈利的压力上升，城商行承压更为突出
以FVTPL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来看其对于全年净利润的影响，城商行的相对压力最高，各类银行较2020年均有所上升。
利率上行25bp情景下，2025年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FVTPL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占全年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13.58%、15.55%、19.85%和8.91%，较2020年分别提高5.95、6.73、4.47和3.17个百分点。其中，城商行2025年占比较2024年小幅回落，但仍接近全年净利润的五分之一；农商行占比相对较低，与其较低的FVTPL资产占比相一致。这说明，潜在损失的绝对金额与相对于盈利的压力并不完全一致，判断不同类型银行的承受能力，还需结合其盈利规模。该比例用于衡量估值损失相对于年度盈利的量级，不直接等同于净利润的实际降幅。
利率上行幅度扩大至50bp后，FVTPL类资产估值波动相对于年度盈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2025年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对应比例分别升至27.16%、31.09%、39.71%和17.82%，约为25bp情景下的两倍。其中，城商行潜在估值损失相当于全年净利润的近四成，股份行超过三成，国有行也超过四分之一。尽管股份行2025年久期有所回落，其对应比例仍由2024年的30.21%升至31.09%，说明久期调整并不能完全抵消资产规模和盈利基数共同形成的压力。在净息差仍处低位、资产端收益承压的背景下，银行通过经营利润消化估值波动的空间仍需关注。
在75bp上行情景下，FVTPL类资产潜在估值损失已相当于部分类型银行全年净利润的较大比例，利率反转风险更加突出。2025年，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对应比例分别达到40.75%、46.64%、59.56%和26.73%。其中，城商行接近全年净利润的六成，股份行接近一半；国有行虽然盈利规模较大，但对应比例也已超过四成。农商行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该指标仅覆盖FVTPL类资产，尚未体现FVOCI类资产估值变动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也未涵盖AMC类资产的经济价值变化。结合前文持债规模扩张和久期拉长的趋势，银行在依靠债券配置稳定收益的同时，仍需统筹当期盈利、净资产波动与利率风险管理，避免在低利率环境下持续积累对利率反向上行的敏感敞口。
5.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修复不及预期：若实体融资需求、居民和企业风险偏好修复不及预期，银行信贷投放和资产收益率可能继续承压，影响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和债券市场供需结构；
（2）货币政策超预期：若后续降准、降息等货币政策力度或节奏超预期，债券收益率中枢、银行负债成本及资产端收益率均可能出现超预期变化，进而影响本文对银行配债行为和息差压力的判断；
（3）债券市场利率波动超预期：若基本面、政策预期或资金面变化导致债券收益率大幅上行，商业银行债券资产估值波动可能加大，久期较长的银行面临更高利率风险；
（4）监管政策变化超预期：若银行资本监管、流动性监管或债券投资相关监管要求发生调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和债券配置结构可能出现变化；
（5）数据统计与测算存在偏差：本文相关测算基于公开数据、样本银行财务数据及历史假设推演，可能因口径差异、样本限制或模型假设导致结果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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