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8月26日,新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爱建信托,即将迎来成立40周年。1986年8月26日,伴随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爱建信托的前身)在上海香港路59号应运而生。她的诞生,源于爱建公司“爱国建设”的赤子之心与“敢为人先”的开拓之勇,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民营信托的萌芽之路。
40载栉风沐雨,40载守正笃行。秉持服务上海经济建设的初心,她亲历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每一次突破,也见证了信托行业从探索到规范的每一次蜕变。这份跨越四十年的坚守,既是老一辈工商业者家国情怀的赓续,更是新时代信托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生动注脚。
站在四十周年的全新起点,让我们回望来路、致敬初心,立足新时代金融发展使命,坚守合规经营底线,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奋力书写新时代民营信托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爱建信托首任总经理:周梦熊(1928-2025),浙江宁波人。195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副局级离休干部(享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高级经济师,兼职律师。曾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中共中央“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爱建公司崛起浦江
“爱建”是爱国建设的意思。所以,谈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我一定要先谈谈它的母公司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可以称为改革开放的产物,重温这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1979年1月,邓小平召集工商界谈话,指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再次激起了原工商业者的报国夙愿。1979年6月中旬,刘靖基等9名上海市工商界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出了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提案,引起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接见工商界“五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等,接见时在座的有乌兰夫、纪登奎、陈慕华、谷牧、卢绪章等同志。会谈后邓小平邀请“五老”一起吃火锅,
公司的筹建最初是以民间集资方式进行的,资金来源采用的是认款制。认款人只拿利息,不分股利,并且每隔5年可以收回认款。主要创办人刘靖基带头认款,筹集资金,不仅原工商业者和家属踊跃认款,一些侨居海外的老工商业者也来认购,有1000人之多。爱建公司当时认款工作之顺利,远远超出了想象,不是要动员,而是要进行劝阻,甚至不得不作出一些规定来限制。预定集资5000万元的目标,不到3个月就筹集到5700余万元,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个天文数字。 爱建公司后来逐步拥有100多家投资企业,被海外报纸誉为“黄浦江畔崛起的民营超级财团”。
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下图右起刘靖基、唐君远、杨延修等领导在主席台就坐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家的金融体制也逐步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束缚,从1979年开始,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逐渐被打破。到1984年,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为适应沿海14个城市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要求,更好地为振兴上海经济建设服务,爱建公司董事长刘靖基提出了申办民间金融企业的设想,并在市政协召开的经济研讨会上请上海经济界、理论界进行论证。一些与会者认为,爱建公司与海内外工商界人士有着广泛的天然联系的特点,建立民间金融企业,有利于上海增强国际投资资金投入的信心,有利于振兴上海经济。上海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和支持。1985年初,市政府把爱建公司办金融企业进行对外融资问题列入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6年3月,刘靖基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谈了申办金融企业的设想,得到了支持。爱建金融企业筹办工作就此启动。
银行背景助我起航
当年,董事长刘靖基为筹备爱建金融的领导班子,特地向中国银行发出邀请,商调我出任爱建金融首任总经理。1986年7月我奉调去筹建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就在当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到上海,进一步听取了公司筹备的情况汇报。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正式批复并颁发了经营人民币和外汇业务许可证。8月1日,上海市工商局向爱建金融颁发了“综易登字91062号”的营业执照,准予它经营金融信托投资业务,爱建金融也由此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
1986年8月26日,新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爱建信托的前身)在上海香港路59号诞生
我一到爱建金融就雷厉风行,运用我在银行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充分利用爱建公司这块金字招牌的资源,迅速将爱建金融做成国内外有影响的金融公司。之前我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中外合作、众多引进项目等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组织、推动、参与,我作为上海分行主管业务的副行长身体力行,为此作出努力。如,中国与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的合资项目,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外汇资金的投入取得成功,我代表分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并担任合资公司首任副董事长。其时还成功促成英国皮尔金顿公司与上海耀华玻璃厂组建上海耀华浮法玻璃项目。1986年初,我促成上海展览中心与美国波特曼公司建造了五星级宾馆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被聘为高级顾问。
香港中国银行集团对爱建金融的成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于香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和集团属下14家银行和数百家分支行,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总行、香港新华银行、香港金城银行、香港盐业银行等,这些中资银行大多有上百年的历史,具有雄厚实力和良好信誉。他们闻风而动,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纷纷来沪介绍项目,对香港当地的上百家外资银行起了表率和推动作用。
可以说,我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30年的工作经验是与香港银行界交往的一个基础,而中国银行总行和香港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为促进爱建金融的成立功不可没。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爱建金融在成立之初,设想是成立一家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因此,请我当爱建金融的总经理,其实是为了筹备爱建银行,爱建金融只是一个过渡。我在赴任爱建金融公司之前,曾拜访市有关领导,他们要我以爱建为舞台,可以创新搞试验,可以摸索尝试,不要怕失败。
当时,作为首家民营金融机构,爱建金融是上海仅有的四个涉外窗口之一。除爱建金融外,另外三家分别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它只经营投资业务,无涉外金融业务知识及经验)。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领先于国内其他的口岸,中央对上海极为重视,在政策上给予了特别的优惠。
人民银行的批文中对爱建金融的业务范围是开绿灯的,全部按照银行规格,很宽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及外汇信托存贷款、投资、担保、租赁、国际结算、证券以及咨询等业务。爱建金融既可以从事国际业务,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各项业务,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可塑性。爱建金融的成立受益于其独特的企业性质,加上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使得我们的工作得心应手。
我到爱建金融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公司的组织框架,这对我而言并不难。我按照银行的模式和格局,建立了公司内部机构和运行机制,部门包括信贷部、国际业务部、信托部、会计部、人事部、办公室,后来陆续增加了证券部和稽核部门等。最缺的是金融熟手,于是我通过有关方面去中行和工行商调人员,先聘用了这两家银行退休的老人。这样,业务马上搞了起来。那时还不能对外公开招工,经黄菊副市长特批,在上海市的高中生中招了十几个人,通过培训,这批人后来都非常优秀。之后银行在职的员工也有自行投奔过来的,很快框架就搭起来了。
1986年8月26日,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开幕典礼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左三)为公司揭牌
最为难忘的是爱建金融在1986年8月26日举办的开业典礼,我曾经为此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如期成立。当时的开业典礼在上海展览中心二楼的宴会大厅举行,由我主持,贵宾云集,场面宏大,有上海市委书记等多位市领导参加,还邀请了各国驻沪领事馆官员,甚至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专员也专程前来参会。香港中资集团也派来了多达50人的代表团,由中国银行港澳总管理处负责人带队,还有欧美、日本等10多家外资银行代表参加典礼,出席人员共有500人以上。很多媒体对典礼盛况进行了专题报道,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1987年6月,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中)视察新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爱建公司全资子公司,现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刘靖基(右,兼爱建信托公司董事长)陪同,后排右为上海市副市长黄菊,后排左为爱建信托总经理周梦雄
当时国外银行对爱建金融极感兴趣,把它视为进入中国的突破口。我到了爱建金融后,接触的一些海外银行家和企业家更对我表示愿意参股爱建金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高层领导也先后前来公司考察,表示合作和投资的意向。
秦怡成为首单客户
公司成立后第一笔业务金额虽不大,但却具有名人效应。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当年想办上海影视公司,自任董事长。注册资金需要5万元,可上级单位没钱给,要她自己筹集。秦怡四处筹钱。一次在政协会议上,秦怡提到办公司筹钱难的烦恼,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好爱建公司董事长刘靖基也在座,他听后就表示,爱建金融马上会成立,可以贷款给你。此后,秦怡找到了我,我和秦怡之前在中国银行就认识,于是遵照董事长的意见,为秦怡办理了相关手续,开业后的第一笔业务就这样办成了。不过,当时公司里的人有点质疑,5万元借出去会不会有问题。我不管流言就批了,后来秦怡如期归还了5万元贷款。
秦怡剧照
正因为有了爱建金融的贷款,秦怡的影视公司才得以顺利开张。之后,秦怡每次遇到我都连声道谢,并多次邀请我去国泰电影院楼顶上的电影艺术沙龙作客。
发挥优势频频出招
由于是全国第一家民营金融企业,稳健经营,合规运作,对客户服务周到、诚信,社会对于爱建品牌的认知度很高,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金融机构。
爱建金融成立四个月时,业务扩至新疆、河南、河北、北京及广东各地,渗透全国,已成为上海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别是国际金融业务这一领域发展很快,开业不久就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总分行建立了代理行业务关系,同时和近20家外国银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并建立融资关系,国际贸易结算业务得以快速开展。
爱建信托公司与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签订代理行协议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市政府交通办公室副主任的贺彭年受命筹建上海航空公司,贺彭年立下军令状:“要么不办,要办,就要办一个一流的航空公司。” 当时,他要引进美国的波音757客机。贺彭年率领包括中国银行领导的代表团一行出访美国,洽谈并完成最后的文本时,其间突遇中美贸易发生变故,必须用硬通货支付,而且不得由政府直接担保,上航面临巨大的压力。对中方最后一期1700万美元在政策上未被批准,贷款无法着落。贺彭年总经理心急如焚,求助于我。我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时候,就与贺彭年主任有交往。当时,为了上海的对外形象,我毅然出手,与香港CCIC财务公司,并与在香港的欧美日大银行商议,最后由上海爱建金融公司为牵头行,在香港组成银团贷款。在香港金融界支持下组织的国际银团,为上航提供了最后一笔外汇贷款1700万美元,保证上航及时拿到了急需的波音757飞机。
爱建信托公司以外汇贷款支持上海航空公司添置波音757新型飞机
这样,爱建金融,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就担挑起改革开放的重任。过了几年之后,贺彭年还给我发信说:“当时上航一无实力,二无信用,两手空空,你也真够大胆的了。”
当年另一件轰动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上海市锦江航运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成立之初只有两条勉强能跑沪港航线的船,无法开出连续航运的定期航班。爱建金融嗅觉灵敏,得知美国有一条大型豪华邮轮因故退出航运,而且价格适中,便主动向锦江航运公司提议,联合投资购买。最终,这艘2万吨豪华邮轮从美国来到了上海,稍加装修后命名为“锦江”轮,成为了锦江航运公司的“当家花旦”。
还有,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引进西德子午线轮胎,需要35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国内贷不到,但信贷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和香港几家银行洽谈,香港的银行家开心得很,很愿意投资,最后找了7、8家银行,以欧美和日本为主,他们在香港都设有分行。爱建金融作为牵头银行,联合上海的工商银行和中国投资银行,在香港组织7家银行组成国际银团贷款,让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顺利引进了西德子午线轮胎。
值得一提的故事太多,还有爱建参与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财团专项融资建设、参与上海老企业信谊药厂的全面改造、引进爱特空调的生产流水线等案例。
爱建信托公司参与上海市银团贷款支持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建设工程
此外国内贷款也大大开展,贷款以对中小企业为主,其中借贷给新疆国际投资公司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了新疆企业的改造和发展。在1987和1988年间,国内别的银行不能跨省经营,只有爱建金融可以,中国银行则要由各地分行才能做,爱建金融在上海可以做全国各地的业务,加上当时思想解放,很多业务开展顺利。
到1987年年底的时候,公司与境内外14家外资、中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签订了短期融资协议,协议总额7155万美元,公司全年累计借款1381万美元,促进了公司外汇业务的发展。为了支持上海经济的发展,公司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到1988年年底时,公司与境内外18家中资、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建立了融资关系,区域遍及我国香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协议总额10054万美元,累计借款6776万美元,其中中长期借款323万美元。
访问香港引发轰动
对爱建金融,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5月1日至10日,由刘靖基董事长为首的爱建公司(金融)代表团赴港访问。代表团阵容庞大,其中有爱建公司副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爱建公司副总经理、爱建公司代总经理和我。我在中国银行的时候,虽然多次去过香港,但是作为爱建金融总经理身份出访还是第一次。代表团在香港工商企业界和金融银行界引起了轰动,香港媒体大量报道。在爱建公司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全程陪同下,我还见缝插针拜访和会见了香港26家中外资银行的代表,介绍了爱建金融公司的成长及谋求进一步合作和发展机会的意愿。在5月10日返沪后,我很快写成与香港26家银行代表访谈成果报告交给了董事长。
创立之初,爱建金融将自我的业务角色定位在“拾遗补缺”上,但民营金融机构的活力仍然频频在一系列“第一”中得到认可。如今回过头看,爱建金融走出了一条民营金融机构多功能、外向型的路子,为上海等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推动力,也为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爱建银行没有成立,但我很欣慰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02年7月18日,爱建信托公司成功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规范的资金信托计划——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计划,被誉为“信托业立春”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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